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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病，理当治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而治体，却往往被忽视。我现在要强调一下治体，因为在临床上确有某些内伤杂病，辨病论治也好，辨证论治也好，就是治不好。

而一着眼于整体，从改善病人的体质入手，或温其阳，或补其阴，或益其气，或养其血；对其病的一方面，有咳嗽，可不用与治咳有关的药；有吐血，也不用一味理血之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却收到满意的效果。这就是治体。这个道理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也可以说是“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本”，原意就是指阴阳的失调。

强调治体，叶天士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范例，《临证指南医案》中不少案例有这个精神，摘录其两则如下:

金肾虚气攻于背，肝虚热触于心，都是精血内夺，神魂不主依附，此重镇以理其怯，填补以实其下，血肉有情，皆充养身中形质，即治病法程矣（方略）。

某阴阳二气不振…兹当春升夏令，里虚藏聚未固，升泄主令，必加烦倦。…是当以益气为主，通摄下焦兼之…非治病也，乃论体耳（方略）。

受叶氏启发，我在下面两种情况下，经常考虑治体不治病。

1、一种是“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之病，即所谓百合病。

其表现千奇百怪，并不完全象《金匮》所描述的那样。这种病人全身查不出什么病，即所谓身形如和；但又确属全身是病，病人诉述繁多，用药很难下手，有时用药下去，正象张石顽医案所描述的百合病那样，“每用一药，辄增一病”。

其实，这种病是阴阳俱不足，只可治其体，不能治其病，治其病是治不胜治的。

这种病不但不可攻，而且很难补，因为“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所谓“至剂”，大补药也是至剂，也不宜用，只可用甘平之药调理其阴阳。

所以《金匮》在百合病中提出“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的治疗原则。

我的经验：

见于阴者的具体用方属甘麦大枣所主；

见于阳者，则属百合地黄汤所主。

小麦、甘草、大枣、百合、地黄性味都属甘平，即《内经》所谓“甘药”，只是甘麦大枣略偏于温，百合地黄略偏于凉而已。

在临床上这两方还可以合用。曾治一妇女，年五十余，患思想不能集中，凡事随过即忘，夜多恶梦，耳鸣不已，嗅觉丧失，视不辨形，食不知味，而有关神经科各种检查都正常。病历年所，中西诸药不应，脉象弦细，舌色偏红，血压正常。

初用甘草大枣加滋阴养血之药，七剂后头面诸窍偶有清明之时。其后改用益气、疏肝之法，不应。遂用百合、生地、代赭石、益元散，怀小麦，炙甘草、阿胶、川连、白芍、鸡子黄等药，这张处方不但把百合地黄汤与甘麦大枣汤合并使用，而且把百合滑石代赭石汤、百合鸡子汤也用上，还参人黄连阿胶汤。服后开始见效，诸症减轻。

以后续用原方加减，先睡眠得安，感觉改善，精神较能集中，到能写信，能出外活动，能回忆往事。但一度从感觉迟钝转为兴奋，语言滔滔不绝，以至声音嘶哑，坚守凉法不变。调治数月，诸症全部消失，停药而愈。

2、另一种情况是久病病疾，百孔千疮，用药难以面面顾到。

叶天士所谓“缕治非宜”，只可治其体，正足而邪自去。医院会诊一肾病综合征病人，全身浮肿，用西药后浮肿已稍减退，但极度疲乏，纳食不馨，小便清长，大便自利，日二行，时有畏寒，脉沉细弦，舌色面色俱淡白无华，24小时尿蛋白为7.26克。论其当前症状，并不十分严重，但脾虚体质很突出。

该院会诊目的是为了解决蛋白尿的问题，而用中药降低尿蛋白，书上无此记载，我也没有这个经验，乃治其体，不治其病，患者饮食减少，大便自利，全身浮肿，脾虚可证。脾虚则既不能散精，又不能敛精，水谷精微不能敷布全身，随小便而去，故全身疲乏无力尿多蛋白，所谓脾虚不能敛精是也。

遂试用健脾益气升阳之法，以参苓白术散为基础，加入黄芪、升麻、柴胡、葛根，处方用意是健脾以充化源，升阳以助散精为主，使谷气不致下流，精能散则自能敛。服后果得满意效果，浮肿日渐消退，尿蛋白日渐下降，两月后痊愈出院时，24小时尿蛋白降至0.84克。出院后几经复查，尿蛋白保持在正常范围。

治体，是治整体，但并不是对局部的疾病可一点不加以注意。实际是虽云治体，而治病亦在其中。

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要以治体为主。例如有些慢性病患者，尽管久病身体必虚，假如新得了感冒，当然只要治其新感，只须以治病为主了。

本文选自：《金寿山医论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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