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京旗小说的风貌与特点

刘大先

按照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分析模式，从文学作品的起源与结构来说，必然包括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这几个关键要素。文化传统、社会现实背景、作家本人的个性无疑会影响到作品的产生及其内容与思想内涵，而读者则是其意义实现的必要条件。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同样也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笔者将从制度背景、口头传统、现实语境、题材主题、情感倾向、写作笔法、美学风格各方面作一全景考察，但是在具体的问题设计上以所要论述的对象本身为出发点，侧重宏观的把握，为后面的个案研究作一个导论性质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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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适与守序

北京旗人即在八旗制度下戍守北京的旗人。八旗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形式滥觞于牛录（niru）制度。满族先世女真人以渔猎为业，每年在季节性的采捕活动中，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10人或30余人不等结伴入山，形成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临时组织形式。其制是：“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额真（额真/厄真，华言主也）。”牛录制起初是为了提高劳作效率而形成的一种互助方式，努尔哈赤时为统一女真各部及更长远政治目标，将其整编为纪律严明、常设的社会军事组织。当自发的习俗变为制度后，就在团结部众、培养族群意识上逐渐发挥出它的形塑作用。

八旗制度的建立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为了巩固满洲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军事工具，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八旗兵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以营为单位，由都统及副都统率领，称作骁骑营，用于驻防或征战，并有炮营、枪营、护炮藤牌营，附属于汉军骁骑营。清朝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驻京八旗，也叫禁旅八旗或简称京旗，是满人定鼎北京后拱卫京师的那部分八旗。

《清史稿》将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以精简文字记录为：“归附日众，设四旗，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复增四旗，曰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八旗之制自此始。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五牛录，领以札兰额真。五札兰，领以固山额真。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天命五年，改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天聪八年，定八旗官名，总兵为昂邦章京，副将为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各分三等。备御为牛录章京。什长为专达。又定固山额真行营马兵为阿礼哈超哈，其后曰骁骑营。巴雅喇营前哨兵为噶布什贤超哈，其后曰护军及前锋营。驻防盛京兵为守兵，预备兵为援兵。各城寨兵为守边兵。旧蒙古左右营为左右翼兵。旧汉兵为乌真超哈。孔有德之天佑兵，尚可喜之天助兵，并入汉军。九年，以所获察哈尔部众及喀喇沁壮丁分为蒙古八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崇德二年，分汉军为二旗，置左右翼。四年，分为四旗，曰纯皂、曰皂镶黄、曰皂镶白、曰皂镶红。七年，设汉军八旗，制与满洲同。世祖定鼎燕京，分置满、蒙、汉八旗于京城。以次厘定兵制。”

八旗制度与成吉思汗的兵民合一的蒙古万户制度相似。就早期军事组织的效率来说，它解决了战养之间的矛盾，既在战时能得到数量充足的优质兵源，又无和平时期豢养一支常备军给赋税带来的持久压力。从正式建立到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八旗制度共存在了年，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在保卫边疆、防止侵略以及清帝国发展与版图扩大等方面，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为开拓和巩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更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体制僵化、人身依附、松弛懈怠等消极的方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旗人的发展，在军事与社会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

详细地叙述八旗制度显然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上文简述只是表明八旗制度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旗人文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八旗文化的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八旗制度所造成的大量闲暇。八旗民众除了当兵吃钱粮，不得从事他种生计，出兵操练毕竟只占生活的一小部分时间，剩下的多余精力总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地方，尤其到清朝中后期，大量闲散旗人的出现加速了整个阶层的闲暇化。八旗贵族需要休闲娱乐，下层民众同样需要排遣苦闷，国家法制的规定和对于政治制度的民族认同，使得他们不可能心存抗议与叛逆，文学艺术相较而言是最好的宣泄渠道。闲暇正是产生精致性艺术的必要条件。德国哲学家皮珀（JosefPieper）甚至认为闲暇就是文化的基础，当然他是从哲学思辨意义上来说的，就社会文化本身而言，也可以说闲暇是文学的基础。皮珀将艺术分为“自由的艺术”和“卑从的艺术”，“卑从的艺术”主要特征就是像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说的那样是“透过行动去达到效益的导向”，如此而言旗人的艺术追求就带有“自由的艺术”的特征，因为他们并不是拿艺术或文学当作生计或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固然带有商业性质，但是从精神向度上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闲暇文学特征：以休闲娱乐为主，固然不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