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夜话中医门派之四温补派

讲阴阳,论五行,说世间百病。听得懂,学得会,建立中医思维,且听汶东讲述《黄帝内经》。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中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温补派。一说到温补,就会让很多朋友想起了补品和补药。是的,今天我们讲解的温补学派的医生就是特别善用补药的一个门派。中医历史上关于使用补药治病一共有四个门派,其中滋阴派和补土派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剩下的两派就是温补派和火神派。其中火神派又称温阳派。

这堂课原本是准备讲火神派。可是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讲温补派比较适合,因为按照历史的传承,温补派在先。温阳派的出现或多或少的会受到了温补派的影响。所以,按照历史的发展次序,我们就先讲温补派。

再者呢,温补学派的出现承袭了滋阴派和补土派的思想成就,并且弥补了滋阴学派的一些不足,就比如过度滋阴导致的脾胃寒凉和伤阳气的问题,通过温补学派的理论用药,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讲滋阴派之后再讲温补派这个延续性会更好,大家也更容易理解。

第三个理由就是,温补学派的思想偏于中道,中规中矩,疗效稳定。而偏于滋阴派思想的中医,用药缺点是偏爱使用寒性的滋阴药,这种用药的缺点是易伤人体脾胃的阳气。而偏于火神派思想的中医的用药缺点是偏爱使用附子、干姜、肉桂等热性药物,这种用药思路的缺点是容易伤人体的阴气。而温补派医生就不容易犯上述这两个错误。

当然,从中医历史的角度看,像朱丹溪和郑钦安这种大师级的人物一般都会严守中医辨证论治的规矩,不会因为自已是滋阴派或者火神派的医生就不去论患者病症,对于每一个患者都使用滋阴或者都温阳方法治疗,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是持那一派观点的医生,辨证论治仍然是中医的灵魂。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代人特别爱用补药,我们通过讲解温补学派的思想可以告诉我们现代人怎样使用补药。看过金庸小说的朋友都知道,九阴真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木桶理论,一个木桶盛多少水,决定在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因此,裁掉长木板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呢?就是把最短的那块木板补长。

中医治病,同样面临这两个选择,什么时候,用损有余的方法,什么时候用补不足的方法,这个至关重要。就比如,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生了病,中医一般用会采用泻法,这个泻法就是损有余。而一个年老体弱的人得了同样的病,中医一般就会采用补法,这就是补不足。如果用反了,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贻误病情,或者是导致病情加重。当然,这个作法也不是不绝对的。还是那句话,中医治病必须严守辨证论治的原则。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温补派的思想和人物。

温补派是继经方派、补土派、滋阴派出现之后,又出现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新学派。温补派医生强调扶助命门之火,调补元气,已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我们现在中医爱好者都知道的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右归丸、左归丸等方剂都是由温补学派的医生创立并且流传下来的。温补学派的医生喜用肉桂、附子、干姜、鹿茸等温热性的药物,这一点虽然和火神派医生类似,但温补学派的中医用量普遍比较小,再者温补学派的医生是承袭了滋阴学派的思想的,强调通过温补,补助人体元气,在强调温补的同时也强调滋阴。

而火神派的医生使用肉桂、附子、干姜的整体用量是非常大的,就以火神派的大家山西的李可老先生来说,他的附子用量起步30克,随随便便就超过克,用到克也是常事。这个对于温补派的医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有一句话说艺高人胆大,像李可老先生这样的医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医生是无法模仿的。而如此大的附子用量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中毒问题,一个是燥烈伤阴问题,这个需要准确的辩证能力,才能准确把握用药。这个大部分医生还是不要模仿了。

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温补学派呢?

这个就要从明代医家的整体困惑开始说起了,继金元四大家刘完素的寒凉派和朱丹溪的滋阴学说广为传播之后,明代的医家用药多偏执于苦寒滋阴类的药物,这种用药方法的弊端就是损伤脾胃,克伐真阳,因此,又形成了新的寒凉时弊。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学说来解释滋阴学说和寒凉学说的缺点和不足,并且解决掉这个时代整体医生这个群体的困惑。

朱丹溪我们之前讲过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的创始人,这里我们就不重复讲了。刘完素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完素是同样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世称刘河间。刘完素是寒凉派的创始人,善用寒凉药,并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对后世温病学说有所启发。

正是因为明代的医家普遍出现了认识上的错误,并错误的大量使用寒凉滋阴药物导致了寒凉伤阳问题,以薛己为代表的持有温补思想的医家,看到了这些问题,他们开始思考一个用一个全新的思路,来解决人体阳气不足的问题。他们在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的基础上,进而开始探讨命门的作用。

在温补学派医家的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记载:“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温补学派医家认为,命门所藏的元阴、元阳为人体阴精、阳气的根源,故称命门为“元气之根”。这个思想的出现对于中医温补学派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温补学派的创始人薛己,薛己是中国明代医学家。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吴县人,生于公元~年,薛己的父医院医士。薛己自幼继承家训,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正德元年()医院院士,九年提为御医,医院院判,嘉靖九年薛己医院院使的官职回归故里。

薛己治学极为刻苦,论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枢要》、《内科摘要》等诸多著作,还有许多校订书,其中包括:《妇人良方大全》、《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外科精要》等数十种书。这些校本中不少附有医案,以临床验证来说明理法方药。

薛己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于三个系统,一个是继承了李东垣补土学派的补土培元体系:另一个系统是继承滋阴学派而来的肾与命门学说。而他的温补思想主要来自于王冰所注的《黄帝内经》。其中对薛己影响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段话出自《黄帝内经》。大致意思是说,通过补助人体的阳气可以消除体内的阴寒之弊,通过滋阴可以制约人体的阳气亢盛。

薛己将他落实在临床治疗上,在薛己所著的《明医杂著,卷六》中记载:左尺脉虚弱而细者,是肾水之真阴不足,宜用六味丸。右尺脉沉迟、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真火之常亏,宜用八味丸。至于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当用十补丸。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肾阴虚用六味地黄丸,肾阳虚用八味丸,八味丸指的就是桂附地黄丸,用金匮肾气丸也可以。如果人体的肾中阴阳都虚了就是用十补丸。十补丸就是在桂附地黄丸的基础上增加了五味子和鹿茸,使滋阴和补阳的力量增强。

下面,介绍一则薛己的医案。

有一个儒生叫张克明患咳嗽病,用清热化痰的药不仅无效,反而发生了胸部满闷的症状,加入了苏子、杏仁类的降气的药,又出现了口干口渴。总之用什么药都不对。后来薛己用六君子汤加炮姜、肉蔻,辅助以肾气丸,治好了这个病。

这个说起来很奇怪,一个咳嗽病,用六君子汤和肾气丸治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需要了解这个患者是什么体质的问题,六君子汤是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加入了半夏和陈皮。四君子汤是一个补脾胃的方子,加上了半夏和陈皮就有健脾化痰的作用。说明这个患者有脾虚痰湿盛的问题。这里的肾气丸指的是桂附地黄丸,桂附地黄丸的主要作用是温补肾阳,温阳利水的作用,这两个方子加起来就起到了温补肾阳以助脾阳,达到化除体内痰湿的作用,并因此治愈了张克明的咳嗽。

这个医案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蕴含了薛己的温补学派的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看病,有时候就是这样在治病的同时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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