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这位生活在公元年至年的医学巨匠，他的生涯与两个大司天紧密相连。在他34岁之前，正值第48甲子（～年），那是一个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的时代，寒湿之气盛行。而当他步入34岁，又恰逢第49甲子（～年），厥阴风木大司天与少阳相火在泉交替，风火之气弥漫。在这样的天地之间，张仲景目睹了家族的兴衰。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深情地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短短十余年间，家族成员大批离世，其中三分之二都因疾病而逝。这样的悲剧，让张仲景深感医学的重要性，也坚定了他投身医学的决心。大约在公元年，即张仲景47岁时，他开始了《伤寒杂病论》的创作。这部作品不仅是他对家族悲剧的深刻反思，更是他对当时社会疾病状况的深入洞察。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以及对天地之气的深刻理解，系统地总结了各种疾病的成因、症状和治疗方法。他的这部作品，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对后世的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仲景的生涯，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他与天地之气的紧密联系，他对家族和社会的深沉情感，以及他对医学的执着追求，都在这部《伤寒杂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智慧和勇气，将永远照耀在医学的殿堂之中。据史记记载，从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短短九年时间内，中原大地就遭遇了五次大规模的瘟疫：建宁四年的严冬，熹平二年的早春，光和二年、五年的盛夏，以及中平二年的深秋。这一时期，自年至年，正值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之时。寒湿之气弥漫，疫病频发，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沉痛地写道：“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又在《伤寒例》中阐述：“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这些描述，无不透露出当时疫病的严重性和对民众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仲景，这位伟大的医学家，他的生涯与这些疫病紧密相连。在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的主气时期，他目睹了四次大疫的肆虐，深知伤寒之病对人们的摧残。因此，他在医术上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药材，力求为民众带来一线生机。然而，当仲景步入34岁，他迎来了厥阴风木大司天及少阳相火在泉主令的阶段。这个阶段，风火流行，与他之前所经历的寒湿环境截然不同。在这13年的时间里，他生活在风火行令的大司天里，而在中平二年，即年，发生了第五次疫病。这让人不禁思考，这次的疫病，是伤寒还是温病呢？张锡纯曾提到：“仲圣《伤寒论》中小青龙无加生石膏法，而《金医要略》中小青龙有加石生膏法。”这一观点似乎暗示了仲景在医术上的不断探索和变化。实际上，这也正好印证了桂本《伤寒杂病论》中所说，仲景反复易稿13遍之多，最后定稿六气致病、温病、伤寒、杂病的千古名篇。至于桂本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我们暂且不议，但其背后的故事和仲景的医术精神，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颂。在第六十四甲子周期（～年）的时代背景下，伤寒学派的两位杰出代表庞安时和许叔微，各自在医学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气候环境以六气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为主导，这样的自然环境无疑对当时的疾病谱系和医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安时（～年）对温病的认识，深受《素问》和《伤寒论》的启发。他坚信即时感发的伤寒以及寒毒伏发的温病，都应当被纳入广义伤寒的范畴。在《伤寒总病论》中，他特别设立了天行温病篇，对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天行温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天行温病与伤寒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将温病细分为温病（《素问》仲景所谓伤寒）和天行温病两大类。庞安时对天行温病的阐发，不仅为后世温病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的治疗思想，如辛寒透表、寒温并用，祛毒为先、给邪出路，清气凉血、救危截变等，对于现代临床实践中肺炎、麻疹、重型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等外感疾病的治疗，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的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医的温病学说，更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临床经验和治疗策略。庞安时，这位古代医学巨匠，对于天行温病的治疗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精湛的技艺。他深知温病起病急、传变快、病势重的特性，因此在治疗上主张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他主张在温病初期，就使用大剂量的石膏、寒水石、竹叶、栀子、黄芩等药物，以大清气分热毒，截断病势，救危截变。这种果断而迅速的治疗方式，正是中医治疗急性传染病的“早”“速”“效”思想的体现。对于发病急骤、来势猛烈、传变迅速的温毒，庞安时更是立足于“祛毒”。他深知祛毒的重要性，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大量使用清热解毒、辛温散毒、攻下泄毒、扶正托毒等药物，为病邪寻找出路。例如，他在治疗温毒病的七个方剂中，七次使用了栀子，多次使用了豆豉、麻黄、生姜、葱白、桂枝等药物，以宣透气机，透毒外出。同时，他还六次使用了芒硝，以攻下泄毒，使病邪得以排除。庞安时的这种治疗天行温病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了温病及天行温病的辨证体系。他的治疗方法，不仅为后世温病治疗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而且对现代治疗外感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疾病，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指导价值。他的医术，不仅是对古代医学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现代医学的启示和引领。许叔微，这位生活在年至年的医学巨匠，他的学术成就如同璀璨的星辰，在医学的星空中熠熠生辉。他的著作《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类证普济本事方》、《仲景脉法三十六图》、《治法八十一篇》以及《翼伤寒论》等，都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其中，《伤寒论著三种》与《普济本事方》更是广受赞誉，为医家所推崇。许叔微对于药物的分类与运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滋润补精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温润药，如熟地黄、肉苁蓉、补骨脂、菟丝子等，这些药物性质温和，能够滋养身体，补充精力。另一类则是血肉有情之品，如羊肾、鹿茸、羊肝等，这些药物富含营养，能够迅速补充人体所需的能量。在许叔微的医学理论中，他特别注重药物的配伍与运用。例如他所创制的珍珠丸，就是治疗“肝经阴虚内受风邪状若惊悸之证”的良方。这个方剂源于《金匮要略》中的酸枣仁汤，但许叔微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巧妙的化裁。他取珍珠母、龙齿二味药，直入肝经，以镇飞扬浮越之神魂。同时，他还用枣仁、柏子仁补肝肾之阴虚，当归、地黄补血养肝，人参、茯神培土荣木。这样，珍珠丸便成为了一个既能定魂又能补虚的方剂，极大地发展了前人的理论，并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疗效。许叔微的医学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更体现在他对药物配伍与运用的独到见解上。他的理论为后世医学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也为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他的珍珠丸方剂更是成为了中医的经典方剂之一，为无数患者解除了病痛。清末名医张山雷在《中风解诠》中对珍珠母的独特应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近世平肝息风之法，知有珍珠母者，实自叔微此方（即珍珠丸）开其端。”此语不仅突显了珍珠母在中医药学中的重要地位，还揭示了珍珠丸的独特疗效。同时，张山雷还提到了犀角升麻汤和解毒雄黄丸等方剂，这些方剂皆具有清热解毒、祛痰利咽的功效，对于风毒痈肿和痰热喉风等疾病有着显著的治疗效果。在这些方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对于热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治疗方法。通过滋阴降火清内热，清热解毒祛外热的方式，中医能够有效地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治疗方法不仅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也展现了中医对于自然和人体的深刻理解。柯琴作为伤寒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生活时期正值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第七十四甲子周期。虽然他们被称为伤寒学派，但他们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伤寒论》的注解和阐释，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用药进行加减变化，以更好地适应不同患者的病情。这种灵活变通的治疗方法正是中医的精髓所在。在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的详细论述以及相应的治疗方剂。这些方剂不仅针对六淫之邪有着独特的治疗效果，还能够根据不同的病情和体质进行灵活调整。这种因病施治、因人而异的治疗方法正是中医的独特魅力所在。同时，《伤寒杂病论》中的六经传热理论也为中医热病的治疗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法。#图文万粉激励计划#